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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按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设定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显著提升，服务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进一步凸显，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为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奠定坚实基础。从目前的进展看，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论金融市场交易量还是境外投资者占比，都比“十三五”时期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要实现“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以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金融市场投资与交易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的显著提升。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中美博弈已经在科技、贸易和金融等领域全面展开，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同时面对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上海作为中国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经过多年建设，金融市场交易量2024年已经超过3600万亿元人民币，是我国金融要素市场最集中的城市，涵盖货币、外汇、债券、股票、保险、衍生品、期货、黄金、原油、大宗商品、碳排放等金融市场的前台投资交易场所和中后台托管、清算、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其他城市除了北京、深圳、广州、大连、郑州等有少量股票和期货交易所之外，基本没有其他金融要素市场。这充分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金融市场投资与交易的国际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深度绑定。上海要成为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中心，要达到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明显增强的目标，离不开人民币国际化。反之，如果没有上海各金融要素市场投资与交易及其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生态，就无法与美元、欧元等货币竞争。

　　其中计价货币是金融市场投资和交易的必要条件，理论上容易被忽视。计价可进一步细分为标价和定价。标价是前提，只有用人民币对投资标的标明价格，才说明境外投资者愿意使用人民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投资和交易；定价或者说定价权是核心。一个金融资产的定价，经常会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四位。那些数字是谁、又是如何定下的？这就需要通过金融市场的投资和交易来定价。笔者曾跟随中国财政部赴境外发行美元和欧元国债，从发行实践来看，如定价区间和具体价格点位的最终确定，以及涉及非美货币的交叉货币互换定价等操作，其定价权都在少数能掌握投资者的投行人员和交易员手中，谁掌握市场实际交易量最多，谁就最有发言权，当然交易的双方要在既定的规则下不断博弈，最终在交易价格上达成一致。因此，人民币投资和交易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金融市 场，在市场中，标价要尽可能覆盖市场全部产品，定价权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货币发行国手中。像人民币汇率CNH主导CNY的情况，要尽可能防止。这就需要人民币投资和交易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其次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组织专班跟踪并深入研究美国跟人民币国际化有关的政策和措施。有两份美国的关键报告值得我们研究：一是前两年，美国主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比尔·盖茨、摩根大通是主要金主）发布的《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对拜登政府的建议》，文件很长，其中有关金融的内容是：中国对外贸易、投资以及基础建设的对外输出为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货币领域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还需要很多年，目前中国缺乏独立央行、货币和资本账户的自由流通以及流动性很强的市场，因此美元不会受到威胁。美国人这个结论还是有其历史依据的，考虑到从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1894年）到二战结束美元霸权形成用了50多年时间，现在就认为人民币全面取代美元很不现实。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有所作为。我们在支付、人民币金融市场定价、贸易领域已经具备与美元竞争的基础美国人并未提及，我们要利用对手尚未重视的战略机遇期，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二是2024年11月，斯蒂芬·米兰撰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以下简称“米兰报告”）。米兰报告利用美国国内对现行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不满情绪，提出了一整套重塑体系更好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战略框架设计。米兰报告的整体战略逻辑可以总结为，通过重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复兴美国制造业、提升整体竞争力，并将维持美元储备地位的部分成本转嫁他国。政策实施可能遵循“先关税，后汇率，再安全工具”的顺序。所谓安全工具，就是美国将自身提供的“安全保护伞”与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挂钩，把“安全”作为一种“筹码”，换取其他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合作。具体来说，就是将“提供安全保障”与“要求贸易伙伴让步”这两件事捆绑在一起。如果其他国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就必须在贸易和金融问 题上作出让步，其中包括：同意让本国货币升值、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购买并长期持有美国国债、在美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等。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新课题，我们也必须从国家层面作出应对。

　　其次，金融产品和服务单一，衍生品占比很低。我们金融市场规模极大，但金融产品集中在即期、短期和现货交易，远期、长期和衍生品交易品种单一、交易量也很小。具有丰富的衍生品种类、市场有深度、流动性好，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刚性需求。但是，发展国内衍生品市场，任重道远，困难很多。一是定性问题，就是要不要发展衍生品市场问题。由于国际国内金融风险的原因，衍生品被污名化得很厉害。2015年7月股市下跌后，甚至有人建议取消股指期货。国内有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看见利率互换等衍生品交易名义本金几十个亿，就认为出现了巨额风险，对有关机构进行风险提示甚至处罚。在2024年央行召开的信用和利率两个衍生品的专题会上，央行鼓励各金融机构加大衍生品交易力度。二是对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落后状态缺乏足够认识。从国际市场交易数据看，根据 英格兰银行统计，2020年上半年，伦敦人民币外汇日均交易量达到656亿英镑，在所有货币外汇交易中占比1.58%。外汇人民币交易结构性差距更明显，交易以即期交易为主，在伦敦所有利率衍生品交易中，人民币计价交易占比仅为0.12%。几个占比与我国GDP全球占比16.58%、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12%左右相比差距巨大，呈现“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衍生品弱国”的特点。

　　再次，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清算、登记、托管、担保品管理等功能不强，对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支撑度低，与美国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CHIPS）、美国存托清算公司（DTCC）、欧清（EUROCLEAR）、明讯（CLEARSTREAM）等效率和成本差距明显。比如人民币清算仅限于实时全额清算，缺乏多边净额清算。笔者担任跨境支付结算公司（CIPS）顾问多年，从一开始就主张模仿美元CHIPS系统开展多边净额清算，但到目前也没有进展。美元CHIPS能够用一美元清算一百到两百美元，其清算资金成本只有我们的百分之一甚至更低。以我们交通银行为例，每日备付金目前超过500亿元，如果采用多边净额清算就只需要5亿元不到。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资金清算成本与美元相比就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其次，准确评估自身实力。人民币国际化要改变消极防守的思维，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1996年人民币已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至今未完全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要求取消对短期金融资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引起的外汇收支的各种兑换限制，使资本能够自由出入境，在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利弊都十分明显。有利之处是可以极大提高人民币信誉，实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弊端是少了防火墙，使得国内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等容易受到国际游资攻击。目前，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进展不大，很多人担心一旦放开影响国家金融安全。但是，没有风险也就没有收益。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不完全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这样一个战略利益就不能有效实现，维护国家利益就无法全面落实。上海正在总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执行情况，并制定下一个五年规划，要针对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存在政府和监管部门职责不清、法规不配套，各职能部门对本部门责任看得很重，但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国家可能获得的总体的巨大收益、对拖延人民币国际化国家总体付出的巨大成本，没有深入研究，没有总体的量化估算。究其原因，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顶层设计、系统设计和战略设计仍然欠缺。建议能否研究在中央金融委员会层面成立“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领导小组”，开展专题研究、制定详细规划、建立有效体制机制、明确各方责任，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要制定支付货币、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计价货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可操作和量化的计划和规划。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面临央地如何有效协调的挑战，要加强向中央有关职能部门的汇报沟通，有效平衡发展与安全的不同需求，更好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第一，让境外客户尽可能多地接受人民币，使用人民币。一是支付货币方面，要针对“贸易大国、货币小国”，在进出口业务中建议交易对手尽可能采用人民币，把在SWIFT中的支付货币占比从目前的1.87%提高到尽可能接近我国货物贸易全球12%的占比的水平，比如6%。在我们对外投资和外商对华投资中，通过政策引导投资方尽可能使用人民币。二是在投融资货币方面，依托我们12%的全球进出口贸易占比，尽可能多使用人民币贸易融资，从现有1.9%占比逐步提高。不过由于中美利差存在，目前拓展单纯通过价格竞争不行，要综合考虑客户汇率风险、兑换等综合成本拓展市场。在吸引外资投资内地和香港澳门等地时，鼓励外方使用人民币投资。随着我们对外投资的提高，尽可能采用人民币对外投资，并对存量中资境外企业提出人民币使用要求，特别是在“一带一路”项目和存量境外投资项目资本往来的使用中。让人民币计价的“中国投资”成为与“中国制造”齐名的品牌。三是在储备货币方面，在人民币还不能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尽可能通过央行货币互换安排，为主要经济金融贸易往来国家提供人民币流动性。

　　第三，短期以支付清算为突破口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目前，人民币在支付清算领域具有相对较强的竞争力。我们通过境外20多家人民币清算行和人民币跨境支付公司CIPS支撑，已经建立了自身完整的清算系统。CIPS公司正在开发同时具备账户清算和通讯功能的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可以离开美元支付系统和SWIFT独立进行人民币甚至其他币种的清算。此外，我们银联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付宝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支付业务并拥有配套的清算系统，这些支付没有直接反映在SWIFT的统计数据中，等于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的实力被低估了。我们应该巩固电子支付领域的领先优势，并大力加强人民币登记结算和清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此绑定客户，拓展人民币国际用户。CIPS公司要尽快开展多边净额清算，节约清算客户资金成本，提高人民币国际竞争力。利用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尽早开展试点，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途径。

　　第四，取得人民币金融市场定价权的突破。我们是人民币发行国，对其利率具有决定权。要大力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和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拓展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在国际市场定价权。在包括货币、外汇、债券、股票、衍生品、期货、大宗商品等市场，牢牢控制人民币金融市场定价权，不断扩大我国控制力较强的黄金、原油、大宗商品现货与期货市场定价权，充分发挥金融 市场价格发现、风险对冲的功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让上海成为全球人民币汇率、利率定价中心和资产配置中心、风险管理中心。要建立和完善国内各类交易所，推出更多新的金融产品满足个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需要。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基础上，配套进行法律（如破产法）、会计核算、审计等制度改革，大力发展人民币相关金融市场及其衍生品市场。

　　第五，中长期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改革为突破口提升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人民币通过“沪港通”“债券通”等已经实现了资本项目下部分可兑换，为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我们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的宏观审慎管理（MPA）框架下，研究在开放后的市场环境下如何管理国际资本流动的问题，建立健全与国际规范接轨的跨境资金流动统计监测体系，转变管理方式，从规则管理转向原则管理；在相关交易或市场开放之初采用托宾税等市场化管制手段。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兑换。从货币战争的角度分析，我们有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稳定发展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庞大国内经济、有各中资银行外币头寸，国际游资甚至美国等操纵的“热钱”的冲击。从战术层面看，可能在局部短期对我国造成损害，但从全局和长期看，其实力不足以和中国综合国力对抗。只要我们有协调统一的举国应对机制，对手也不敢轻易开展攻击。回想二十年前中国加入WTO时对外资银行开放的担忧，再对照今天其在华经营管理现状，就能增强我们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信心。